《逸周书・谥法解》明确记载：“逆天虐民曰炀，去礼远众曰炀，好内怠政曰炀，好大殆政曰炀。” 这四个标准，构成了 “炀” 字的核心内涵。
对比其他恶谥，“炀” 的谴责更为全面。“厉”（如周厉王）侧重暴虐，“幽”（如周幽王）侧重昏庸，“灵”（如卫灵公）侧重荒唐，而 “炀” 则涵盖了对上天不敬、对百姓暴虐、对礼仪废弃、对政务懈怠等多重罪过，堪称 “恶谥中的集大成者”。
这种谥号的评定权，掌握在新王朝手中。亡国之君的谥号，往往由取代它的政权拟定，难免带有政治清算的意味。
但有趣的是，历史上获 “炀” 谥的帝王，无论新政权如何评价，其行为都与 “炀” 的标准高度吻合，可见这一谥号虽有主观色彩，却也并非全然不公。
二、除了杨广、陈叔宝：被遗忘的 “炀” 帝们
（一）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用黄金铺地的荒唐君主
南齐的萧宝卷，是历史上少有的被臣下追谥为 “炀” 的皇帝（后被梁武帝改为 “东昏侯”）。这位年仅 19 岁就被杀的君主，将 “好内怠政” 演绎到了极致。
据《南齐书・东昏侯纪》记载，萧宝卷宠爱潘贵妃，为博其欢心，竟 “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他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穷极绮丽，凿金为莲华帖地”，耗费的黄金达数百斤。
为筹备资金，他 “赋敛繁苛，百姓困尽”，甚至派宦官 “四出征求，贪虐无度”。
在政务上，他 “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将批阅奏章的事抛诸脑后。当叛军逼近建康时，他仍在宫中 “作列肆，亲自沽卖”，模仿民间集市取乐。
最终，雍州刺史萧衍起兵攻入建康，萧宝卷被宦官所杀，在位仅三年就断送了南齐江山。
萧衍掌权后，大臣们最初拟定的谥号是 “炀”，认为他 “好内怠政，逆天虐民”，完全符合 “炀” 的标准。
虽然后来改为 “东昏侯”，但他的行为早已刻上了 “炀” 的烙印。
（二）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弑君夺位的嗜血暴君
金海陵王完颜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 “炀” 帝之一。这位通过弑君（金熙宗）登上皇位的君主，将 “好大殆政” 与 “逆天虐民” 发挥到了极致。
据《金史・海陵王纪》记载，完颜亮篡位后，为巩固权力，“杀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几乎屠戮了金朝皇室的一半成员。
他迁都燕京（今北京），耗费巨资建造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导致 “民力凋弊，盗贼四起”。
他最大的野心是 “欲混一天下”，为此不顾大臣反对，强征全国兵力伐宋。《宋史・高宗纪》记载，他 “发诸路兵百万，号二百万，分道南侵”，导致 “丁壮毙于军旅，老弱疲于转输”。
在采石矶之战中，金军被宋将虞允文击败，完颜亮在军中被部下所杀。
金世宗继位后，给完颜亮上谥号 “炀”，斥责他 “弑君篡位，虐杀宗室，穷兵黩武，害民至甚”。这一评价得到后世认可，完颜亮也成为金朝历史上唯一被谥为 “炀” 的皇帝。
三、“炀” 帝群像：相似的失败基因
纵观历史上获 “炀” 谥的帝王，不难发现他们身上存在着共同的失败基因：
（一）极度自我中心的权力观
这些帝王都将天下视为私产，毫无 “民为邦本” 的意识。
隋炀帝杨广认为 “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我，以求名，我更恶之”；陈叔宝在隋军渡江时仍说 “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完颜亮则直言 “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
这种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态度，注定了他们的失败。
（二）对物质享受的无限贪欲
杨广建造龙舟巡游江南，“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拉船的纤夫达八万余人；萧宝卷用黄金铺地，完颜亮则 “后宫充斥，至万余人”。
他们的奢靡无度，往往建立在对百姓的横征暴敛之上，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
（三）对武力征服的盲目迷信
杨广三征高句丽，完颜亮伐宋，都试图通过军事胜利彰显权威，却忽视了国力的极限。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些帝王恰恰缺乏对战争的敬畏之心。
（四）对不同意见的残酷压制
杨广杀高颎、贺若弼等忠臣，陈叔宝贬斥傅縡等直臣，完颜亮屠戮宗室大臣，都是为了堵住反对的声音。这种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统治方式，最终导致 “言路塞绝，上下相蒙”，使王朝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
四、历史的辩证法：“炀” 谥背后的政治智慧
给亡国之君上 “炀” 谥，看似是胜利者的清算，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
新王朝通过评定恶谥，一方面警示自身不要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向天下昭示 “天命转移” 的合理性 —— 因为前君 “炀”，所以新朝取而代之是 “顺天应人”。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些被谥为 “炀” 的帝王，就像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君主专制制度的致命缺陷：当权力缺乏制约时，再英明的君主也可能堕落为 “炀” 帝。
值得深思的是，有些帝王虽然未获 “炀” 谥，但其行为却与 “炀” 帝无异。
如明武宗朱厚照，“好内怠政，荒淫无道”，却仅被谥为 “武”，这与明朝中后期皇权膨胀、言路堵塞有很大关系。
可见，谥号的公正性，也受到时代政治环境的影响。
五、超越谥号：历史评价的多维视角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停留在谥号的标签上。
以隋炀帝杨广为例，他开凿大运河、设立进士科等举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言：“炀帝之才，实不下于汉武唐宗，其功烈亦有可称者。” 但他的急功近利、暴虐成性，又确实符合 “炀” 的标准。
陈叔宝虽然荒淫，但他的诗歌 “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 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完颜亮虽然残暴，但其推动女真族汉化的举措，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提醒我们评价历史不能非黑即白。
“炀” 作为谥号，更像是一个警示符号，它告诉我们：君主的权力越大，责任就越重；对个人欲望的放纵，最终会付出亡国的代价。
在中国古代 “家国同构” 的政治体制下，君主的个人品德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正是 “炀” 谥背后蕴含的深层政治伦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