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宋代造纸术
1宋代到底是怎样一个时代？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贫”指国力、财政的贫乏困窘；“弱”指在对外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中力量薄弱。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是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事实上，我们观察宋代，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君主集权、忠君观念强化，同时又有对于君权的抵拒与限制；经历着政治文化方面“转向内在”的过程，同时又有学术思想领域的境界创新；政策导向困顿因循，同时又有意于变革的摸索探求；制度设计细密务实，同时又有行政效率的滞缓拖沓；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学养深厚论议煌煌，同时又是许多残酷政争以及无谓争执的源头。一方面有言路开放，一方面又溺于滔滔说辞，从某种程度上讲，宋代政治成于议论亦毁于议论。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研究中，对宋代的认识可能是反差最为突出的。“再认识”这一时代的历史，不能单一视线，也不能选精拔萃，而是需要学界集体性的自觉。
李
华
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货郎图》宋
2
宋朝是一个“积贫”的国家吗？
与日美欧学界对宋代历史高度评价相反的是，国内学者对宋代历史的评价呈现批评、贬抑为主的态势，给它带上了“积贫积弱”的帽子。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元明清人对宋代的议论概括为“积贫”和“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漆侠在《王安石变法》中第一次将“积贫积弱”连用来概括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由于这两本书作为大、中学教材，影响极大，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根据目前的研究，“积贫”之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得到一定的舒缓，南宋以后则一直是为摆脱财政危机苦苦挣扎，而宋代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则是宋代财政史研究者取得的较大共识，所以“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客户，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部曲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没有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看待宋朝的“积贫”。
李
华
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兴四将图》局部
3如何看待宋代的“积弱”？
过去对宋朝积弱的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势弱，二是军事能力弱。对于前者，现在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能认同，因为目前学界公认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蒙古、元所能比拟。而对于后者虽有质疑，但尚未得到充分阐释。若从战争具有防御和进攻两种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对于辽、西夏、金、蒙古的战争失败主要是发生在主动进攻战上，而大多数时间在境内抵抗来自外敌进攻，则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因而应当改变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见。为什么历代都说宋“积弱”呢？我以为大致有三点原因，一是由于政治腐败和战略决策的失误，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时间内灭亡，这就是“积弱”的表现。二是在所谓“和平”对峙年代与辽、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乞求、赔款、苟且、退让等屈辱的角色，这又是不折不扣的“积弱”。三是虽然宋打防御战颇有战斗力，但是必须指出这些防御战都是对侵略者深入国境后的顽强抵抗，因而不论抵抗有多么的卓越，也不能不是“积弱”的反映。
包
伟
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明上河图》（局部）
4宋代发生“城市革命”了吗？
近年来，一反传统的“积贫”说，一些学者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城市革命说”，还出现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达到四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有所谓的占世界总量百分之八十的说法，使得宋代经济之辉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唐宋间“城市革命”说认为，唐末宋初，坊墙倒塌，市场管控瓦解，中国从中古的坊市制城市，走向了近古的街市制城市。这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鲜活的历史场景。李伯重等学者指出，一些研究者用“选精”与“集粹”之法，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宋代城市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其作为传统行政城市的基本特征依然未变，宋代城市的经济功能对行政功能的突破只是少数情况。“两宋各地城市的发展水准与它们的行政地位，基本是相匹配的”。不少个案性记载也表明，许多宋代城市市场仍然集中在唐代以来“市”的地块。一些研究者为了印证当时城市发展的史实，常常不加辨析地引用一些文学性的记述，夸大了城市人口数据；或是将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个案性记载集中在一起，拼凑出一幅宋代经济跳跃性发展的画面，忽略了唐宋之间的继承与延续。
张
邦
炜
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宋疆域图
5宋代的负面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宋代历史确实有其突出的问题，但也有其可观的成就。尽管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元明清人一致认为宋朝“武备不振”。但是人们心中对于宋代总体上的负面印象，可能与近代以来奠定的中国历史研究框架有关。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出于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人们更怀恋的往往是疆域广阔的汉唐盛世。这种情感体现着近代学者的人文关切和民族情怀，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焦虑感和忧患意识，“积贫积弱”“走下坡路”等说法都是其具体表现。加之《国史大纲》和《中国史纲要》等大、中学教材的长期影响，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研究范式，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发生于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亡、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均开始于宋代，基于这些认知，国内学界一般提到宋朝历史总是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当然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这一看法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
李
华
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宋代禁军
6宋人为什么能打防御战而不能打进攻战？
宋人能守不能攻大致有四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来兵制变革、选官制度变革，军功集团从历史舞台上退出，社会的价值取向有了与汉唐迥然相异的变化，那种通过军功受爵的世风被科举取士的世风所取代，缺乏汉唐那种开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鉴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朝自太宗朝以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崇文抑武”不等于过去总结的“重文轻武”，宋朝重文是实，但并不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要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十之七八。而“抑武”即抑制武将专权，确实是宋朝的国策，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降至北宋末，举国竟无折冲御侮之将。三是宋朝实行募兵制，人们当兵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争取军功的动力。四是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丧失了可供驯养军马的草原，难以组建与草原民族一争短长的骑兵部队。基于这四点，逐渐形成“守内虚外”消极防御等军政国策，可见，宋朝的积弱不仅仅是军事能力的强弱和国势的强弱，而是带有多种综合历史因素的问题。
邓
小
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宋人科举考试图》局部
7宋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吗？
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人成为政治主体。唐代御史进言莅事不当，会被杖责；其后的明代，从朱元璋开始，“殿陛行杖习为故事”，连大臣都不免笞辱。但是宋代则无此类情况发生，它对士大夫是比较尊重的。整个社会的气氛比较宽松、平和，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成为宋代独特的社会风貌。士大夫阶层受到优待，且有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之说，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但是必须看到，帝制国家都是专制王朝，君权处于政治秩序体系的顶端。这一基本特质，决定了赵宋王朝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不会有实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也说不上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时期的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元祐党籍，南宋时期的岳飞冤狱、庆元党禁，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常被津津乐道的“开放”“清明”，并非两宋三百年间的常态。
游
彪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听琴图》局部
8怎样看待宋朝的“祖宗之法”？
追念祖宗之世、推崇“祖宗之法”（或曰“祖宗家法”），是赵宋一朝突出的历史现象。讨论宋代中央集权的活力与僵滞、各层级权力结构的分立与集中、“守内虚外”格局的展开、文武制衡关系的形成、官僚机制运作过程中上下左右的维系，乃至赵宋王朝的兴与衰……处处都会遇到所谓“祖宗之法”的问题。宋代的“祖宗之法”，不是由固定条款构成的成文法典，而是一组动态累积汇聚而成的综合体：其中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衡精神的政策措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其原则、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可以说，宋代的“祖宗之法”既有其僵滞的一面，又有其弹性的一面；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时而有所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的成规定制有所变更。但总体上说，保持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
姜
锡
东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王安石像
9如何评判“王安石变法”的成败得失？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有的基本肯定，有的基本否定，南宋以来的否定者中，甚至有人把王安石及其变法改革视为北宋亡国的根源和罪魁祸首。从恢复汉唐旧疆、重塑社会等远大理想和目标来看，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确实失败了，也可以说是惨不忍睹的大败，但是在某些领域、某些历史时段它仍取得了很大成效，并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比如，通过“农田水利法”发动起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的兴修水利的高潮，这是几百年不见的重大成绩和成功。在竭力开源节流的基础上，政府财政收入大增，官库丰盈，一举扭转了入不敷出的窘境。在此有利条件下，持续大力兴建学校，发展教育；制造了巨量的武器装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开始谋划战略进攻，并且开始了局部进攻。对于变法的失败，王安石和宋神宗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重大失误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科学解决皇帝接班人和宰相执政团队的选任及权力运行与监督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面对国家的乱局危局，王安石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用雷厉风行的改革给萎靡因循的北宋中期政坛注入一股强烈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许多新法在当时收到良好效果，也符合历史发展大趋势。王安石忧国爱民的人文情怀，兴利除弊的改革创新精神，重视农业生产、抑制贫富分化等具体主张，仍具有借鉴价值。
虞
云
国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帝鉴图说》部分
10
“崖山之后无中国”了吗？
宋元易代后，“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不绝于耳。其实，今人在重新评价民族战争与统一大业的复杂关系时，自应秉持民族平等的价值观。对大宋史时段所有民族战争，一方面既要放在历史条件下评断每次战争各方的是非曲直，另一方面也应从中华民族通过长期冲突与融合方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中去再度衡估。元朝再次完成统一大业，无疑是大宋史时段各民族冲突与诸政权互动的历史性结局。在这一长时段中，确实时断时续地伴随着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但也应看到，相关政权达到地缘政治相对均势的和平时期，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通过榷场贸易、使团聘问与其他民间途径，推进着相互间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融合，而宋朝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样，就不至于因肯定统一而对宋朝长期而顽强的抵抗不以为然。正是有赖于这种抵抗战争，最大程度保卫了宋朝先进的社会经济，相应减轻了大统一进程中社会破坏力度。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其偏颇正在于自囿于宋朝汉人的立场，把政治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偏执于大汉族主义与大宋朝主义的狭隘倾向；却完全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与时俱进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曲折过程中。看到这一点，类似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气节与忽必烈所成就的统一大业之间的历史悖论，也就可以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位。
结 语
两宋时期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不能磨灭的记忆，就像一个闪烁发光的多面棱镜体，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观察者将自己的思维投映于它，就会从不同的镜面得到绚丽多彩的回映反射。随着时代的演进，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在变，宋代历史形象也将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过也就是在这样不断观察与反射的过程之中，我们对于这个棱镜体内核的认识才会慢慢接近真实。
——包伟民（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出品：光明学术工作室
策划：户华为 周晓菲
制作：刘宇航返回搜狐，查看更多